1969年中苏冲突爆发国家下达了核战争准备命令并开始全国疏散

  196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雄心勃勃地宣布，他将引领捷克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改革被后人称为“布拉格之春”。

  可杜布切克的这一创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苏联看来，却是一种背离和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苏联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举措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方向和苏联的领导相悖。

  就在同年8月20日，五十万来自华沙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使得杜布切克的改革计划瞬间夭折。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引起了等领导人的高度警觉。

  中苏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时期也显得异常微妙。两国之间的局势与捷苏关系有着相似之处，这让中国不得不加强戒备，以防不测。

  随后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和新疆铁列克提事件更是加剧了中苏之间的紧张氛围，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1921年7月1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协助下，中国诞生。在成立初期，党并非是一个完全为中国革命服务的组织，而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存在，需要服从世界革命的整体布局。

  这也是当时环境下的无奈选择。毕竟，在党建初期，无论是经费支持还是高品质人才的培养，不能离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因此，高层对苏联的态度自然是充满了敬仰和绝对的服从。

  这种无条件的信任，也曾在一段时间内导致了对苏联顾问的过度依赖。例如，在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在接管军权时，竟无人提出异议。而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失守，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开始逐渐动摇。

  到了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国虽然仍对苏联保持尊敬，但已经学会了独立思考，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迷信。

  但在苏联眼中，中国似乎始终是其治下的一个小弟，他们屡次为了自身利益而出卖革命战友。二战结束后，美苏共同构建了雅尔塔体系，将中国东北、新疆、蒙古的大批权益划归苏联。

  面对外敌的软弱，蒋介石为了争取苏联在内战中不站在一边，竟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盘接受了《雅尔塔协议》的安排。这一举动让苏联对政府青睐有加。

  而当中国大陆解放后，新中国政府宣布废除与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但斯大林却仍然紧握着与签订的旧约不放，丝毫没有归还侵占的主权之意。

  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中国彻底觉醒。建国后，对这位曾经的老大哥从始至终保持着一份警惕。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一份“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错误。这份报告在意识形态上引发了中苏之间的分歧。

  中国认为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则；而苏联则认为中国过于坚持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

  由此开始，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与隔阂。双方不仅在理论上争论不休，在实践层面也频繁发生摩擦与冲突。即便在此时中苏关系慢慢的开始疏远和对立的情况下，两国之间仍就保持着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合作与交流。

  1960年，中苏双方就边界归属问题展开了谈判。这个边界原本是沙皇俄国在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划定的；中国认为这些条约具有侵略性质并要求重新划定边界线；然而苏联方面却坚决拒绝修改既有边界。

  长期以来，在边界问题上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经常因此发生小规模的摩擦与冲突。而这次谈判由于双方均未能作出任何让步而破裂；导致中苏关系紧张并使得边界问题成为两国之间最大的隐患与危机；进而几乎断绝了双方之间所有的合作与交流渠道。

  中苏边境的冲突事件急剧上升，从1960年至1964年间的2800多起，激增到1964年至1969年的超过4200起。

  这一变化反映了苏联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加剧。苏联已开始在这一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增强，甚至与蒙古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

  为了加强其在中蒙边境的军事存在，苏联从东欧和南欧调集了精锐部队，包括坦克师和空降兵。在军事部署的高峰期，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带的驻军竟高达惊人的110多万。

  面对这一形势，毛主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他关切来自北方的潜在威胁，并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将国家的防御重心转向了北方。

  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很快就得到了验证。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由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上的准备和战术布局，苏军的入侵尝试不仅未能得逞，反而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而这次挫败并未让苏联罢手，甚至变得更嚣张。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竟要使用核打击来消除所谓的威胁。

  这并非空穴来风。苏联军方已在中蒙边境部署了核武力量，包括战术核武器和中程核导弹，目的显然是希望能够通过核威慑来迫使中国屈服。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苏联可能会采取另一种更为极端的军事行动。他们有一定的概率会效仿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的“布拉格事件”，对北京发动闪击战。

  这种战术是利用空降兵迅速占领首都的机场，从而夺取制空权，为后续地面部队的大规模进攻铺平道路。

  而北京距离苏联在外蒙古的最近军事基地仅有几百公里之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苏联的精锐部队完全有可能是在短短七天内兵临北京城下。

  在苏联的110多万驻军中，大量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的存在无疑增加了这种威胁的紧迫性。他们随时都可能发起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毛主席也从未退缩。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即使我们的领导层受到打击，下面的战斗也必须继续！”

  但同时，毛主席也深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道理。面对苏联的核威胁，他做了周密的准备。

  经过周总理和几位开国元帅的深入分析，他们推断出苏联的核打击很可能针对我国的核导弹基地、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以及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城市。

  因此，周总理提议对这些关键城市和设施进行疏散、隐蔽和防护建设，并立即付诸行动。这一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于是，在1969年8月28日，国家下达了核战争准备命令。

  随着这一命令的下达，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活动。9月1日，疏散行动真正开始启动，而北京作为首都，自然是首选之地。

  在警卫员们忙碌地整理物品之际，毛主席坐在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前与周总理商讨对策。他提出：“我们该把老帅们撤离到京广铁路沿线。这样，一旦苏联真的发动攻击，我们就可以在这条线路上组织有效的反击。”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提议表示赞同，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但北京还是需要有人来坐镇。”

  毛主席凝视着地图上代表北京的五角星，神色凝重地说：“我会留在北京，你去武汉。”

  周总理道：“这怎么行？您是国家的核心，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都需要您来决策。如果您留在北京，而苏联空军对北京进行集中轰炸，很可能会切断北京与别的地方的联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商议，最终决定由周总理坐镇北京，负责全局的指挥与协调，而毛主席则转移到武汉，作为战略后方的核心。

  与此同时，其他领导人也被分配到了各个重要城市。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州，陈毅前往石家庄，则奔赴长沙，则选择了南昌作为他的驻地。这样的布局旨在确保全国各地的领导力量能够均衡分布，以便在紧急状况下迅速作出反应。

  中央对这次撤离行动提出了严格要求，所有有关人员必须在两天之内到达指定地点。在撤离的过程中，他们能够携带家属，但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核心文件的安全转移。

  周总理深知文件保密的重要性，他要求所有将领将手中的核心文件全部上交，由专门的团队负责护送到南方安全的城市。同时，军队中日常处理的文件也必须立即销毁，以绝后患。

  当晚，各个单位和领导人的家中，碎纸机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除了做好防守准备，中国也展现出了长期抗战的决心。我们坚决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绝不会因苏联的核威胁而屈服。

  此外，毛主席还策划了两条战略计策，以应对可能的核战争。首先，他提出如果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中国将立即对美国采取相同的行动，摧毁美军的军事基地。

  这一策略旨在将美国拉入战局，利用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来制衡苏联的侵略行为。毛主席将这一信息以电文的形式传达给了美国当局，引起了他们的极度关注。

  另一条策略则是“换家战术”。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同时，中国的军民将迅速越过边境线，占领并移居苏联的领土。

  这一战术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让苏联在发动核战争时面临巨大的风险：他们可能会失去大片的土地和人民的支持，进而引发内部动乱。

  在美国的干预和中国的策略下，苏联最终放弃了动用核武器的计划，并选择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经过长达九年的艰难谈判，中苏关系逐渐缓和，边境冲突得到了有效控制，双方的战备状态也逐渐解除。

  随着战争的阴霾逐渐散去，那些曾经被疏散到外地的人也陆续回到了北京。他们在国家的召唤下再次聚首一堂，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此次风波主要是苏联挑起，但中苏关系的恶化，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

  融冰：《1969年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战备大疏散》，《党史博览》，2015年第2期

  唐淙：《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学理论》，2013年第9期